【南方雜志】詹伯慧:暨南大先生

發布單位:人員機構 [2020-09-29 00:00:00] 打印此信息

詹伯慧,1931年生,廣東饒平人,著名語言學家。現為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漢語方言研究中心名譽主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

從教65年來,詹伯慧在漢語方言、漢語辭書、漢語應用和漢語規范等領域做了大量研究、教學工作,取得許多令人矚目的成就。曾參與編寫《漢語方言概要》,擔任《漢語大字典》編委、《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方言分科副主編、《漢語方言學大詞典》首席專家。迄今已出版語言學著作40余部,發表論文逾400篇。

1992年獲國務院頒發有突出貢獻證書,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2年和1997年兩度被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評為全國語言文字先進工作者。2006年獲授暨南大學終身貢獻獎,2011年,獲評為廣東省首屆優秀社會科學家。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八屆、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視頻拍攝:鐘卓堅,盧曉鋒,視頻剪輯:鐘卓堅)

“普通話說‘我先走’,廣東人說‘我行先’,這里有語音、詞匯和語法的不同。”一談起粵語的方言特點,自詡“90后”的詹伯慧信手拈來。

“語言是很有趣的,語言學者要把大家引導到語言的樂園中來,享受語言的快樂。”從教六七十年,詹伯慧積極倡導并身體力行做語言的“導游”,他全情投入漢語方言研究與應用,至今樂此不疲,把學術視作與生命同等的存在。

采訪詹老之際,恰逢第23屆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周,今年的主題是“同講普通話,攜手進小康”。語言和億萬人民生活緊密相連,正是詹伯慧一生心之所系,目光所在。在他的人生字典里,沒有“冷門”二字,對于未來,他始終滿懷希冀—這門“活在人們嘴里”的學問,可以永遠傳承下去。

文士情懷

今年7月10日,詹伯慧虛歲九十。這一天,他送出一個與眾不同的“禮物”:捐出個人積蓄50萬元發起設立暨南大學詹伯慧語言學獎,“設立這個獎支持大家來做學問,同時也是向我的老師王力學習,在北京大學設立王力語言學獎,評獎工作始于1986年,迄今已歷十八屆。”

粗略算來,九十年光陰的三分之二以上,他都在語言這片樂園里深耕,埋首漢語方言、漢語辭書、漢語應用和漢語規范等領域。他樂在其中,“能從一而終,一輩子都搞語言學專業,這是最值得高興的”,也收獲了累累碩果、等身著作。

前幾年,詹伯慧尚可騎自行車在暨大校園穿行。隨著年事漸高,家人“沒收”了他的自行車。他雖然坐輪椅,仍然經常來到辦公室,有時比年輕人還勤快。目前,他一只眼睛已失明,卻自我調侃道,打電腦、看文件“一目了然”。

他的辦公室,也是一間會議室,一張會議桌擺在中間,桌旁放著一塊供討論交流用的黑板。采訪當日,詹伯慧看到旁邊的黑板歪了,笑著對站在一旁的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劉新中打趣說:“這塊黑板,要擺就擺正,要么就別擺了。”言語間透露著他的幽默、快樂和做人為學之道。

2013年冬,82歲的詹伯慧接受暨大返聘,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漢語方言學大型辭書編纂的理論研究與數字化建設”,以首席專家身份負責主編《漢語方言學大詞典》。

業內人士都知道,方言詞典常有,方言學詞典不常有,一字之差,難度系數不可比肩。詹伯慧組織200多人,花了四年多時間編纂465萬字,終于在2017年推出這部被譽為漢語方言學史豐碑的大詞典。“(大詞典)過去沒有,今后不敢說沒有,很難。”詹伯慧不無自豪。

成就背后,耄耋之年的詹伯慧常工作到深夜一兩點,為方便和大家交流還學會了使用微信。同為大詞典主編的張振興,被詹伯慧的驚人意志力所折服,更加認定:凡是詹伯慧認為要做的事情,不管有多大的困難,總能做成。

如今,項目的數字化平臺建設正在進行中,詹伯慧仍在勉力支撐。“我還是項目負責人,不過很多事情我撒手了,不是撒手人寰,而是讓給年輕人去做。”他打趣說。

詹老的“撒手”不無底氣。他帶出的漢語方言研究團隊,人稱“詹家軍”,因富有活力而備受語言學界肯定。自從1991年開始招收漢語方言學博士研究生,詹伯慧共培養博士29人、碩士9人,如今都已成為漢語方言學界的骨干力量。

多年前,詹伯慧首次舉辦書法展時,饒宗頤先生欣然為他題字“文士情懷”。對“文士情懷”四個字,詹伯慧十分珍視,在自己的書法展上一直沿用,也恰到好處地詮釋了他視學術為生命,以服務社會為己任的一生。

1994年,詹伯慧與暨南大學首屆博士生在畢業典禮上。

鄉音無改

詹伯慧一生結緣語言研究,和獨特的語言背景分不開。

他出身于潮州一個“雙語”家庭。父親詹安泰是饒平客家人,講客家話,母親是地道的潮州人,講潮州話。后來,他隨父親轉學到粵北坪石一所粵語教學的小學,又很快熟悉了粵語。自小耳濡目染,對這三種方言,詹伯慧張口就來。

那時,父親教他背誦賀知章的《回鄉偶書》。詹伯慧懵懵懂懂,不知“鄉音”何意,沒想到對“鄉音”的熱愛和研究,竟成了他畢生的事業。

1949年,新中國成立。對語言懷有極大興趣的詹伯慧邁進中山大學的校門,就讀的專業是當時全國唯一的語言學系。

作為一門現代意義上的獨立學科,漢語方言學發軔于20世紀20年代。得益于五四運動,各種現代語言學理論、方法和技術被陸續從國外介紹進中國。曾在法國留學專攻語言學的王力先生擔任中大文學院院長期間,很快辦起語言學系。

詹伯慧入學時,全班只有7個同學,加上此前已經入學的,全系只有13個學生。但教師就達10位之多,且多是知名教授。得天獨厚的學習條件,在今天難以想象,也更讓語言學在詹伯慧心中扎下根來。

1953年,詹伯慧畢業后被分配到武漢大學,隨后在1995年又到北京大學師從袁家驊先生進修方言學,全面打下了方言調查研究、實踐作業和教學的基礎。

進修期間,他參加了我國首部系統論述漢語各大方言的著作《漢語方言概要》的編寫,負責粵方言和閩南方言兩章,約占全書50萬字的三分之一。此外他還在參加中科院組織的語言調查中發現了海南軍話這個“北方方言島”,引起學界關注……從一個剛畢業的年輕人,詹伯慧漸漸變成嶄露頭角的學術新秀。

自此以后,詹伯慧就主攻漢語方言研究,初心如磐。他的鄉音也不曾忘,“現在讓我回饒平,我可以跟人家講饒平客家話”。

1980年,詹伯慧與饒宗頤教授合影于日本京都。

方言學者“推普”半生

時代洪流滾滾向前,個人才華一旦順應時代潮流,注定迸發出無限能量。

1955年10月,語言學界三大重要會議—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現代漢語規范問題學術會議和民族語文工作會議相繼在北京召開,為確立新中國語文現代化的三大任務—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推廣漢語拼音打下基礎。會議歷史影響極其深遠,對有幸旁聽的詹伯慧來說,正逢其時、意義重大。

關心國家的語言文字方針政策,支持貫徹每一項具體措施,是語文專業人士義不容辭的職責。“在我們這樣一個民族眾多、方言眾多的大國,不能沒有一個全民共同使用,全社會廣泛流通的通用語言。”詹伯慧在文章中寫道。

回到珞珈山,詹伯慧熱情似火開展工作。一邊開設漢語方言學課程,帶領學生深入湖北進行方言調查,主持編纂《湖北方言調查》,發表論文;一邊身體力行,積極推廣普通話,幫助公安部門識別方言。

20世紀70年代中期,詹伯慧加入大型辭書編纂行列。1975年起,參加《漢語大字典》編纂;1979年,寫成143萬字《現代漢語方言》書稿。《現代漢語方言》一書中,詹伯慧首次采用七大方言區(北方方言、吳方言、湘方言、贛方言、客家方言、粵方言和閩方言)的概念,得到語言學界廣泛認同,沿用至今。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廣東人說普通話。” 1983年,詹伯慧從武漢大學調回暨南大學,面對廣東復雜的方言狀況和相對滯后的普通話普及情況,他多次呼吁大力推廣普通話以適應改革開放需要。同時,身體力行,為“推普”工作培訓骨干、擔任普通話比賽評委,為媒體撰寫“推普”稿件,撰寫普通話學習手冊……只要是“推普”的工作,詹伯慧再忙再累也要擠出時間給予支持,從不推辭。

為表彰他的業績,1992年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授予他全國語言文字先進工作者稱號。而投入“推普”的同時,詹伯慧也始終主張“推行一種、保留多種”,要讓方言繼續發揮在文化領域中無可取代的作用。

語言資源

“作為工具,粵語始終沒有停止社會交際工具的功能;作為文化,又始終沒有停止過承載、弘揚粵語地區傳統文化和民情習俗的功能,這就決定了粵語始終不會有消失的可能。”面對所謂“方言存廢”的爭論,詹伯慧勇于發聲,以正視聽。

多年來,面對種種誤解,詹伯慧陸續發表不少意見,闡明一位語言專業工作者的看法。他反復解釋道,“推普”是要讓全國各地人民在熟悉、用慣本地方言的基礎上學好社會通用語,從單一的語言生活過渡到雙語生活。“假如潮州的孩子不會說潮州話,廣州的孩子不會說廣州話,這絕不能視為一種成功”。

近年來,我國方言保護日漸提上日程,語言是寶貴資源的觀念開始深入人心。這一重要觀念的確立,離不開以詹伯慧為代表的語言專業工作者的大聲疾呼。

在我國漢語七大方言中,廣東的方言種類占了半壁江山。而很長一段時間里,研究成果少之又少。回到家鄉任教的詹伯慧,年過半百、雄心勃勃,深感對方言資源豐富的廣東作系統研究之必要。

廣東方言分布有規律可循,靠河流平原的多是粵方言,靠山區的多是客家方言,沿海一帶的潮汕和雷州方言則屬閩語。身兼廣東中國語言學會會長的詹伯慧,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確立首先弄清粵方言,有條件再研究其他方言的思路。

他帶領團隊躬耕田野,十年間走遍珠三角、粵北、粵西,相繼推出《珠江三角洲方言調查報告》《粵北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粵西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為廣東粵語勾勒出輪廓,為粵語研究提供重要參考。

隨著對閩、粵、客等方言的調查進一步深入,詹伯慧和他的團隊掌握了豐富的一手資料,使過去長期無人問津的廣東方言研究“荒地”越來越少。“詹家軍”的學術成果,與全國其他地區一道,以百花齊放之勢,匯聚起了中國漢語方言學前所未有的繁榮發展期。

多做“導游”

看似冷門的語言文字研究中,詹伯慧并不“高冷”,更多時候是“火熱的”。晚年他更是孜孜不倦地投入到方言應用中,其中既有卷帙浩繁的大部頭,又不乏普及大眾的“小書”。

20世紀末,鑒于粵語讀音存在分歧影響使用,詹伯慧用十年時間組織粵港澳學者開展審音工作,于2002年推出《廣州話正音字典》。該書被認為是歷史上第一本為方言正音的辭書,其中僅為每個字制作卡片就花了三年時間。

為傳播、普及語言文字知識,2010年,他組織一批語言學界知名學者編寫《大家小書》系列。作為主編,他率先匯集了自己的一批通俗性、應用性的文章,編成《語文雜記》作為首冊出版。詹伯慧還為粵語區的學生編撰了《粵港澳學生用普通話常用詞詞典》,從對比的角度幫助粵語區學生學好普通話。

隨著社會發展,擺在老先生面前的新問題也越來越多。很多人向他請教,如何看待五花八門的網絡語言?這位六十歲學電腦、八十歲發微信的老先生呵呵一笑:這是語言發展的新生事物,應抱持寬容態度,充分尊重網民選擇語言交際手段的自由。

這也是詹伯慧“少當語言的警察,多做語言的導游”的一貫堅持。他認為,語言的規范是動態的、發展的,不是靜止的、一成不變的,語言學者要把人們帶進絢麗多彩的語言樂園,而不是忙于評頭論足,急于判斷是非,亂揮“警棍”。他甚至提出,“從語言研究、語匯研究的角度出發,只要是人們用來交際的語言,哪怕是臟話、黑話,都可以匯集起來,寫成專著,編成辭書”。

究其原因,或許是他心中始終銘記幾個“結合”:堅定不移地把方言研究和語言應用緊密結合起來,和貫徹實施我國的語文政策結合起來,和億萬人民的社會語言生活緊密結合起來。這來自王力先生的耳提面命,也是詹伯慧的方言研究擺脫“冷門”的困境,煥發勃勃生機的不二法門。

對話詹伯慧:學術是我的生命

《南方》雜志:現在您是否還關注學術方面的內容?

詹伯慧:當然還關注,學術是我的生命。“漢語方言學大型辭書編纂的理論研究與數字化研究”項目還沒有結項,《漢語方言學大詞典》現在轉入到做數字化平臺階段,我還是項目負責人,具體由年輕人來做,準備今年做完,明年結項。

《南方》雜志:為什么想到要設立一個暨南大學詹伯慧語言學獎?

詹伯慧:現在我手上的項目快做完了,年紀這么大,新項目也不敢接了,所以想設立一個語言學獎,這個工作就可以永遠搞下去。南方到現在還沒有這種獎,我們是第一個。語言學獎兩年一屆,明年第一次頒獎,就在我生日那一天。九十歲的人還有什么奢求呢?能親自頒發兩三屆就滿足了。

《南方》雜志:您一天工作多久?

詹伯慧:很難說。現在年紀大了,能干一點就干一點。自從有了這個辦公室,我天天都來,甚至大家覺得我比年輕人還勤快。我現在身體不算好,但幸運的是腦子沒壞。不過一只眼睛壞掉了,一目了然,靠這一只還能打電腦。

《南方》雜志:研究漢語方言學這么多年,您追求的目標是什么?

詹伯慧:繁榮語言研究,促進語言學發展。

《南方》雜志:您的治學方法主要是什么?

詹伯慧:方言活在人的嘴里,不一定寫在紙上。漢語方言工作和少數民族語言工作要做好,第一步就是要邁開雙腿,做好田野調查。調查來的東西,要拿來整理、分析、研究,這就是語料,包括語音、語法、語匯等。

《南方》雜志:王力、袁家驊等語言學大家給您帶來怎樣的影響?

詹伯慧:一個是學問本身,一個是做學問的精神。我經常給學生強調應用,語言研究是為語言應用服務,否則語言就沒有活力,這種精神就來源于王力先生。先生是大師,但他眼界向下,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向大眾普及學術,無論是中學請他去演講,還是工人向他請教,他都非常樂意。我編詞典、編教材、編通俗的小冊子,都是為了應用。這種精神要一代一代傳下去。

1981年,詹伯慧與恩師王力先生(左)于東京。

1957年,詹伯慧與業師袁家驊教授合影于北京。

《南方》雜志:很多人反映說下一代不會說方言了,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詹伯慧:推廣普通話是國家政策,是大勢所趨,十幾億人沒有共同語言怎么行?但推廣普通話,是要原來只講方言母語的人,從單一的語言生活過渡到雙語語言生活,這是1+1=2,不是1+1=1,絕對不是把方言掃地出門。這個觀點我經常說,語言是一種資源,每個人從開始學說話的時候就開始掌握這個資源。

《南方》雜志:如何保護好方言這個寶貴資源?

詹伯慧:最近十多年來,我們逐漸認識到語言是一種資源,普通話是資源,方言也是資源。既然是資源,就要開發、利用。2015年起,國家發起語言保護工程,對很少人說的語言抓緊調查,記錄下來。所有地域文化都要依靠方言來承載,廣東要建設文化強省,發揚嶺南文化,就要重視方言這個嶺南文化的載體。做好嶺南文化大文章,一定要把嶺南方言搞清楚。

《南方》雜志:“少當語言的警察,多做語言的導游”,您這個導游當得怎么樣?

詹伯慧:這兩句話常常被人引用,我現在依然是這兩句話。語言是很有趣的,搞語言的要把人家引導到語言的樂園中來,享受語言的快樂。不要動輒看不順眼,評頭論足。不過我不是一個人做導游,廣州要有廣州的導游,西安要有西安的導游,研究語言的人都要做語言的導游。

《南方》雜志:從研究的角度來看,漢語方言學還有哪些學術空間?

詹伯慧:還有很大空間。把語言當作資源之后,可以研究的就多了,僅是方言就研究不完,大大小小、各種各樣的。暨南大學漢語方言研究中心才幾十人,但在全國來說,是研究方言比較集中的地方。最好每個大學、每個方言地區的學校,都有這樣的方言中心,更好地繼往開來,后浪推前浪。我希望這塊暨南大學漢語方言研究中心牌子越擦越亮,只要我還活著,就不忘初心,支持這個團隊繼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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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輩眼中的先生:不捐細流,方成大海

《南方》雜志全媒體記者丨楊洋

大家之“大”,大在格局和眼界,大在胸懷和心態。從這個角度來看,詹伯慧很早就已成為業內公認的大家。

他從高處立意、大處著眼,幾十年如一日推動方言學科的研究和發展,同時又是有學有樂、有樂有學的人,跟他交往過的人都能從中汲取為學和做人的智慧。

正如一位學界后輩所評價的一樣:先生不捐細流,方成大海。另一方面,方其為大海,也才能眾流歸之。

大家氣象

“老師的格局很大。他既坐得住冷板凳把學問做深,又善于組織學術團體和學術活動形成影響力。他在暨大執教30多年,也是南方語言學搭建框架、迅速發展的30多年。”暨南大學漢語方言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甘于恩教授說。

20世紀80年代,詹伯慧從武漢大學調到暨南大學任教,甘于恩考上他的第一批碩士研究生,參與的第一個重大項目就是與香港中文大學合作的“珠江三角洲漢語方言調查研究”。

“嶺南被譽為漢語方言的寶庫,還有很多方言如同珍寶一樣未被發現和發掘。”甘于恩至今猶憶,剛剛起步的珠三角,交通還不是很方便,從廣州到各地市的道路,多是起塵揚灰的老式公路,再下到村鎮,大多是泥濘的土路。

當時,50多歲的先生也和學生一起,坐在“三腳雞”里“嘟嘟嘟”地到鄉里去。“三腳雞”指的是拉著拖斗的三輪摩托車,師生擠在狹窄的空間里,一路顛簸。在這樣艱苦條件下,詹伯慧還不忘苦中作樂,和學生說著笑著唱著歌走進鄉野田間。

“詹老爺子在暨大這30多年,通過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影響力,建立起了南方方言研究的架構。首先是搭架子,20世紀八九十年代通過幾個大部頭,搭起了粵方言研究的骨架。然后是上臺階,為粵方言研究設置了不同的學科分支。最后是主持國家重大項目《漢語方言學大詞典》的編撰,構建起了方言研究的大廈。”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漢語方言研究中心副主任劉新中說。

參與編撰這部《漢語方言學大詞典》的學者都知道,醞釀這本書時,詹伯慧已到耄耋之年,項目歷經各種曲折,曾經三起三落,他克服重重困難,最終把項目做了下來,給漢語方言學學科留下這部大百科全書。業界形容:“這是一部可傳百世的作品。”

根據學生們回憶,先生從來沒有午休的習慣。編撰大詞典期間,他常常工作到凌晨,為了交流方便,他還學會使用微信。后來他有一只眼睛的視力下降得厲害,就托人從日本買了一個探照燈那么大的放大鏡,每天把臉貼到鏡頭上,用另一只眼睛閱讀各種材料,親自起草厚厚的項目申請書。

“我們都說他這是‘獨具慧眼’。他自己說這是‘一目了然’。”甘于恩說,先生為了這個項目傾盡心血,不僅在大處著眼,細處也嚴格把關,“每每遇到重大學術探討,需要邀請重要人物參加,先生都要親擬邀請函,一絲不茍”。

有學有樂

詹伯慧不僅是方言學家,也是“生活家”。

世界著名語言學家平山久雄,是當今日本最有影響力的漢學家之一,他撰文回憶1980年詹伯慧先生赴東京大學任教時說,先生雖為書香門第,生活能力卻很強,為人又十分積極樂觀。

“他很快就學會了簡單的日語會話,可以自己買東西,也掌握了東京復雜的地鐵線路,在廣闊的東京市內,到什么角落都很自在。詹先生喜歡聽音樂,每晚10點電視臺播送的10分鐘《世界名歌》,是他最愛看的節目。他隨身帶來了一套精巧的工夫茶用具,時常讓客人們一邊聽組合音響的音樂,一邊品嘗佳茗的清香。”平山久雄這樣描述筆下的中華學者。

對學界后輩,詹伯慧也很看重。2004年,北大名家袁家驊的學生劉勛寧在香港講學時,73歲的詹伯慧還專程渡江跨海去聽這位學界后輩的講座,不放過任何一次獲取知識的機會,這讓劉勛寧很感動。

后來,詹老邀請劉勛寧到廣州參加粵方言研討會,會后同游珠江。看著詹老幾代學生同行,歡笑而來,簇擁而去,劉勛寧明白了:“詹先生不是獨對我好。不捐細流,方成大海。方其為大海,也才能眾流歸之。”

詹伯慧在暨大執教期間,學生經常去他家借書、蹭飯。暨南大學漢語方言研究中心副主任侯興泉教授,曾師從詹伯慧的學生彭小川,按輩分算來是徒孫了。他后來在北大中文系攻讀博士學位,畢業抉擇之時,聽取詹老建議來暨大執教。

當時侯興泉家在東莞,上課要在廣州、珠海兩校區往返。詹伯慧聽說他的實際困難后,還把自己在廣州的一間辦公室騰出來,供侯興泉辦公休息。

“師爺是知名的大家,還為我一個剛出來工作的年輕人想得這么細,讓我很感動。”侯興泉還記得,有一次詹伯慧帶隊到武漢大學參加學術會議,會后他興致勃勃地帶著一眾徒子徒孫去漢正街游逛,自告奮勇當起導游,走得比年輕人還快。后來入學的90后、00后學生們,也時常會在暨大校園偶遇正在鍛煉的詹老爺子。他常常“逮”到文學院的孩子就聊起來:“你大(研)幾啦?學哪個方向的?”

詹伯慧腿腳不好,為了方便上班、上課,多年來在校園里以自行車代步,堪稱暨南一景。最近好一陣子徒子徒孫們沒見老爺子騎單車了,后來才了解到原來他前段時間摔了一跤。現在先生雖然坐在輪椅上,依然精神矍鑠,攤手一笑:“這回好了,我的自行車被沒收了。”

樂見不同

在詹伯慧的規劃和推動下,暨大的漢語方言研究平臺的影響力日益擴大,“詹家軍”兵強馬壯,他的許多學生都已自成一派,使得南方方言學的研究枝繁葉茂。

“詹家軍在各自的專業領域和而不同,詹老爺子心胸開闊、樂見不同。他特別高興學生能在老師的基礎上有新的建樹。”劉新中說,詹老師常常借助國內外學術會議的機會,帶學生見世面、開視野。

在外界看來,“詹家軍”有一個突出的特點—研究與應用并重。

漢語方言學是冷門的學問,但是詹伯慧常常跟學生說:“學問要做得深,也要接地氣。不要板起面孔,要為群眾做好服務。少當語言警察,多做語言向導。”

他的門生除了在專業領域著書,也發表了很多關于廣府方言、粵語兒歌方面的大眾讀本;不僅活躍在學術論壇,也通過全國性的微信公眾號“語言資源快訊”、與企事業開展合作等多種形式向全社會展示方言的價值和魅力。有時詹伯慧也親自上陣展現方言魅力,拿出自己當年的“童子功”,錄制方言吟誦古詩詞的視頻,在網上流傳甚廣。

《漢語方言學大詞典》這個重大項目完成之后,詹伯慧年事已高,有的人以為老人家也該“馬放南山”了,老伴也勸他該好好享受一下生活了。

可詹伯慧還想繼續為中國語言學研究貢獻力量。他在虛歲90歲生日這天,捐贈出50萬元個人積蓄,發起設立暨南大學詹伯慧語言學獎,以獎掖后進。

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程國賦教授在啟動儀式發言中表示,文學院的學科發展與詹教授領頭建立的暨南大學中文系第一個博士點—現代漢語博士點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詹伯慧語言學獎的設立對語言學科將是個很大的推動,并衷心祝愿獎項越辦越好。學界普遍認為,這個獎項將給學科發展起到把脈和引領的作用。

而半個世紀里,“詹伯慧”這三個字,早已成為許多后輩學習和投身方言學的指路明燈;先生為人為學的智慧和精神,也將滋養漢語方言學科的發展和學人的成長。(2020年9月29日)

原文鏈接:https://mp.weixin.qq.com/s/HsxzXLWTe-MLCHnwjahGdw

責編:李偉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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